伊索克拉底

  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前436-前338),是古典时代后期著名的教育家。他出身雅典富裕奴隶主家庭,是智者普罗泰哥拉和的学生,与亦有师生关系。他虽然猛烈抨击当时日渐颓败的智者教育,但局限于从道德人格上的指责,尚不能像柏拉图那样从理论上进行深刻的批驳;实际上,伊索克拉底在很大程度上还师承了智者派的教育传统,主要教授修辞学和雄辩术,以培养演说家为己任。公元前392年,他在雅典吕克昂附近创设第一所修辞学校,这是古希腊最著名的学校之一。在他的指导下,许多学生成为演说家、政治家。在全希腊的重大演讲比赛中,他的学生多次获胜。由于其教学切合社会和学生的实际需要,教学成绩斐然,希腊各地乃至东方国家的青年纷纷前往就学,伊索克拉底因此成为古代最成功的专业教师。
  伊索克拉底一生写了许多演说词,其中最有名的是《全希腊盛会献词》、《泛雅典娜节献词》等。他的演说词多半是抒发自己政见的政论性文章、修辞学论文及法庭辩论。从这些演说词中我们可以看到,伊索克拉底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不断称颂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的光荣历史,希望希腊成为一个强大的统一国家,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把战争打到亚洲去,带回东方的财富以解决希腊各城邦内部的矛盾。伊索克拉底终身为这一政治理想而奋斗。过去有些史书认为他的这种政治理想充分暴露了奴隶主统治阶级的侵略野心,现在有些史家则认为,伊索克拉底希望希腊成为一个超越城邦的统一国家的理想是符合希腊社会发展进程的。
  如上所述,伊索克拉底的演说词大多是些政论性或有关修辞演说方面的文章,但他无论辩论什么问题,都洋溢着一种道德教化的崇高热情,他认为雄辩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修辞、演说技巧问题,而是德行和智慧的产物,一个真正的演说家必须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从而发展为一套独特的演说教育思想。下面,我们主要根据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西方古代教育论着选》中选译的三篇演讲词,对伊索克拉底的教育思想作一评介。
  (一)希腊人天赋优异论
  这是伊索克扎底的一个基本政治和教育信念。他认为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是"人类中最好的人" ,这种信念在今人看来无疑是一种囿于地域和种族生活而形成的非常狭隘、幼稚的观念,但这种儿童般幼稚的自我中心意识却实实在在地构成了伊索克拉底这位真诚乃至狂热的爱国主义者终身言行的基础。正像我们在他的演说词中所见到的,坚持希腊人、特别是雅典人是最好的人,乃伊索克拉底的一贯主张:
  这不是我第一次表达这种情感;我曾多次这样做,而且是当着很多人这样做。因为我知道,尽管别的地区出产种种佳果奇木,珍禽异兽,各有其地方特点,远比其它地域出产的为好,但我们自己的国家却能培养出人来,他们不仅在文学艺术上、在行动和讲话的能力上都是世界上最有才华的人,而且在勇气和德行方面,也是高居一切人之上的。
  当时希腊人中持有这种信念的决非伊索克拉底一人。希腊人在地中海世界的迅速崛起,雅典人在这一过程中立下的显赫功绩,大大激发了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的民族优越感。把自己视为文明人,把非希腊人视为野蛮人的观点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不时出现,而伊索克拉底则是笃信和鼓吹这种希腊人优异论的突出人物。他很善于从历史中为自己的这种论调寻找证据,并以此作为凝聚希腊民族精神、激励希腊人重振雄风、再建伟业的教育方法。这也是伊索克拉底终身从事教育事业的宗旨所在。
  人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动物,古希腊人是认识到这一点的。所以,所谓种族优越实际上乃是文化优越的不同表达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讲,伊索克拉底确有理由坚持希腊人"特别是雅典人理应是人类中最好的人"这样一种民族优越论,因为在希腊文明鼎盛时期的古典时代,世界上似乎还没有哪个民族在其文化的整体性质上优于希腊民族。正因为如此,当我们看到伊索克拉底大讲希腊人如何优于其它人时,并不觉得它完全是一种种族偏见。他说:"哲学是由我们的城邦教给全世界的";雅典城邦在思想和言谈方面远胜过人类的其它部分,以至她的学生变成世界其它各部分的教师;她巳使"希腊人"这一名称不再是指一个种族,而是指一种才智,致使"希腊人"这一称号是在意指那些和我们有共同文化的人,而不是用于和我们有共同血统的那些人了。
  这些话与当年伯利克里著名的墓地演说颇为相似,但对伊索克拉底来说,繁荣昌盛、四方朝仪的希腊文明已只是一个美好的回忆,面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内外危机的希腊社会现实,伊索克拉底不得不痛心地说:尽管我们天赋优异,但我们却没有珍爱之、保全之,而是相反,陷入了愚蠢和混乱之中。 读伊索克拉底的演说词,我们时刻可以感受到他那今不如昔的社会历史观及由此激发出来的强烈批判精神。伊索克拉底对希腊往昔成就的深切缅怀,从一个方面说明希腊文明已气数将尽。经验告诉我们,凡大讲过去辉煌历史的人,大都已丧失了锐意开拓的创造力。一个人如此,一个民族亦如此。那些走在上升之路上的人或民族决不沉溺于历史,他们创造历史,留下自己的历史业绩让后人去回忆。只有那些不思进取或无力进取的人或民族才那么热衷于历史,但历史并帮不了他们什么忙。伊索克拉底的教育实践昭示了这一真理。他对希腊文化的盛情赞美及其挽狂澜于即倒的个人努力乃一曲凄惋动人的历史哀歌。伊索克拉底时代的希腊已日薄西方,希腊民族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已经过去。一个曾经盛极一时的伟大文明不可挽回地衰败了。
  (二)培养演说家
  伊索克拉底敦清同仁回顾祖先所完成的光荣而伟大的业绩,并雄辩地证明凡建功立业者乃是在能力和训练两方面都超群出众的人。
  "如果你们回顾一下这些人中每一个人的业绩,你们将会发现,完成这些丰功伟绩的。不是那些生活荒唐、行为随便的人。也不是那些庸庸碌碌、才不出众的人。不,我们一切幸福,全是那些不仅在出身和声望方面,而且也在智慧和辩才方面都很卓越,很杰出的人开创出来的。"
  伊索克拉底的教育目的,就是要培养在智慧和辩才方面都很杰出的治国人才,他们不是柏拉图的哲学家,而是演说家。伊崇克拉底也论及哲学,但他所谓的哲学与柏拉图为代表的希腊哲学迥然不同。(正因如此,他才泯于后世以柏拉图为哲学正宗的哲学史著作中。我们马上会发现,这是很不公平的。)他说人的自然机能由两部分组成,生理的和心理的,我们的祖先因而也就发明了训练身心的两种办法:一是体育、二是哲学。
  "这二者是孪生的技艺--相辅相成,教师们从不严格区分这两种教育,而却使用相类似的教学方法、练习方法和其它各种形式的训练方法,用以训练心智,使之更加聪明,用以锻炼身体,使之更加有用。"
  与体育相对的这种"哲学",显然不是柏拉图辩证法意义上的哲学,或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哲学。伊索克拉底蔑视各种思辩哲学,他赞成年轻人在这些学科上花费一些时间,但告诫他们不要让其心智因那些空洞的、难以捉摸的东西而陷于枯竭,也不要受古代诡辩家们的各种思辩理论的束缚,他认为思辩理论家的那些奇谈怪想简直和魔术师的变戏法差不多,对任何人都无好处;凡在世界上想有点作为的人,必须从他们的兴趣中完全排除一切空洞的思辩,排除一切和我们生活无关的活动。
  那么,伊索克拉底所谓的"哲学"是什么呢?他说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很简单:他把"能够运用推理能力而一般地达到最好的进程的人看作聪明人,而把专心钻研那些能使他最迅速地获得这种见识的学问的人看作哲学家。" 伊索克拉底接着解释了"这种见识的学问"或学科是个什么样子。他说,
  没有什么办法能使腐败堕落的人变得诚实正直,从前没有,现在也没有;那些自称有这种本领的人。在怎么也找不到这种教育办法以后,将会逐渐变得厌烦而放弃其徒劳无功的努力。但我倒是觉得,人们能够变得好一些,有价值一些,如果他们有一种想要言谈的抱负,如果他们有一种想要能够说服听众的强烈愿望……。因为当任何人决定要发表倍受赞扬的演说或书写值得称誉的论文时,他如支持不公正的、渺小的或只和个人争吵有关的事情,而却不支持那些伟大的、光荣的、致力于人类幸福和我们公共福利的事情,那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演说家必须选用那些最卓越的、最有教育意义的事例,由于习惯于考虑并评价这些事例,他将会不仅在准备某一特定讲稿时,而且在他一生所有的活动中,时时都感觉到这些事例对他的影响。因而,自然的结果是,说得好、想得正确的能力,将会把热爱智慧、热爱荣誉作为一种报偿带给钻研说话艺术的人。
  伊索克拉底还进一步指出,想说服人的人会注意自身的品德,会极力设法在公民同胞中树立最受尊敬的声誉,因为名声好的人所说的话比操行可疑的人所说的话具有更大的说服力,生活实例所形成的论点比言词所提供的论点更有分量……
  这就是说,人们将通过演说,通过对演说效果的追求,即在教育别人的过程中教育自己。伊索克拉底设计推行的这种演说教育值得重视。从现代教育原理的角度看,伊索克拉底运用了正面强化的教育原则,他让人在大庭广众之下扮演正义、光荣、伟大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充分激发人性中的积极因素,达到净化和陶冶人格的教育目的。从理论上讲,伊索克拉底极力推崇的这种演说教育确有其合理之处。当然,其不足之处也是很明显的,第一,通过演说进行教育只是多种教育方式中的一种,不能用演说教育来代替或否定其它形式的教育;其次,这种演说教育决不是一种简单易行、具有普遍意义的教育形式,而只能是在少数人中实行的精英教育。
  伊索克拉底如此推崇演说教育并把它作为哲学在伊索克拉底那里,哲学不是一种思辩理论,而是一种通过钻研说话艺术即演讲而使自己变得更有价值的实践活动,这是伊索克拉底思想中最意味深长而以往教育史和哲学史很少注意的地方--乃是与他对语言的理解分不开的。在人的一切天赋中。他把说话技艺看成是我们获得幸福的源泉,是整个人类文明赖以建立的基础。他说:
  在我们所具有的其它各种能力方面,如我在前面某处所说的那样,我们没有哪一方面比其它生物优越。不,在敏捷方面;在体力方面,以及在其它能力方面,我们甚至比很多生物逊色;但是,因为我们具有那种互相说服、并随心所欲地把不论什么东西都清楚表达给对方的能力,我们就不仅摆脱了野蛮的禽兽生活,而且走到了一起,建立了许多城邦,制定了各种法律,发明了各种技艺;而且,总的说来,人所设计的一切机构制度,其建立没有一个不是借助于演说的能力。因为,正是这种能力订下了分清是非荣辱的法律,如果没有这些法令规定,我们简直不能生活在一起。我们贬恶扬善,也是运用说话的能力。通过说话,我们教育愚者,赞誉智者,因为,善于言谈的能力被当作透彻的理解力的最准确的标志,而真诚守法,公平正直的演说是一个善良忠实的灵魂的外部表现。运用这一官能,我们既对有争议的问题展开辩论,也对自己没有了解的事物设法去弄明白,因为,同样的论点,我们既用来在当众演说中说服别人,也用来在自己的思想中考虑问题。我们把那些善于当众陈词的人称为有辩才,而把那些在自己心灵深处善于思考问题的人看作明智。而且,如果有必要简要地概括出这种能力,我们将会发现,没有哪一种运用聪明智慧来完成的工作是在没有言语的帮助下做好的,相反,在我们所有的行为和思想中,言语都是我们的向导,那些最有才智的人,语言运用得最多。
  伊索克拉底的这段话表明他深受智者学派的影响,也大有现代西方哲学中语言本体论的味道。他把语言及其运用看作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所以他才那么推崇演说教育而排斥其它教育。那么,应该怎样进行演说教育,怎样培养演说家呢?
  从伊索克拉底的这三篇演说辞中,我们可以看出演说教育属于基础教育之后的高等教育。按照伊索克拉底的叙述,哲学教师首先向学生传授清晰表述思想的一切演说方式: "当他们已经熟悉、精通这些课业之后,就要他们做各种练习,使他们养成工作的习惯,并要求他们在实践中结合他们已经认识到的那些个别事物,去更牢固地掌握它们,同时将其理论密切联系当时的情境加以运用……那些对理论最专心致志而又能从其中看出大部分有关推论的人,常常能最正确地对待这些情境。"
  从这段话中我们看到,伊索克拉底既重理论教学,又重实际练习,还指出了基本原理的迁移作用,这样一种从讲授、练习、运用(巩固)到迁移的教学过程,其中包含着许多合理的教学原理和规律,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伊索克拉底已开始探索禀赋、实践和教育三者在人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他曾对他的学生说,如果他们想在雄辩才能方面,或在处理事务方面,或在任何工作方面,表现得超群出众,那么首先,他们必须对他们选定要做的事具备一种天赋的才能;其次,他们必须勤学苦练,掌握他们那个专门科目的知识,不论这个科目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最后,他们对技艺的实际使用和灵活运用,必须精通、熟练。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他们才能在任 何行业方面完全胜任,表现杰出。在这一过程中,师生双方各有其地位:学生提供必需的接受能力,教师捉供灌输知识的能力,同时双方在实际运用技艺的反复练习中,又都有其作用须发挥:教师必须十分勤苦地指导学生,而学生则必须严格遵循教师的教导。
  伊索克拉底非常重视天赋,他认为在对培养演说家的教育来说,天赋的才能是最重要的,它在所有各种因素中居于首位,实践次之,教育更次之。他说:
  如果一个人具有一种心智,即使发现和学习正确的东西,又能勤学苦练,记住所学的一切;并具有一副好嗓子和清楚的口齿,因而不仅能用演说的内容、也能用音乐般的言语去吸引听众;最后,还具有一种自信,这不是一种虚张声势的表现,而是庄重自制的修养使其态度如此沉着,能在向全体公民演说时如同自己思考问题时一样安然自若--谁不知道,这样一个人,尽管没有受过什么良好细致的教育,而仅受过一些粗浅的通常训练,也许就能成为希腊人中从未见过的雄辩家。再则,我们知道,有些人天赋并不高,但在实践经验方面很突出,也能很有进步,或许还能远远超过那些虽然天赋高而却太忽视自己才能的人。因此,结论是,这两种因素的每一种,都可以造就出好的演说家或好的事业家,但如二者结合在同一个人身上,那也许就能造就出一个超群绝伦的人。
  (三)对智者教育的批评
  我们上面曾指出伊索克拉底对智者教育传统的继承,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须注意,伊索克拉底对当时早已流俗变质的智者学派及其教学活动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批评智者除了以牺牲青年为代价去美饰自己以外,什么也不关心,对智者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嘲弄。伊索克拉底严正申言:
  应当停止使用那些哗众取宠的花招,不要装腔作势,用玩弄字眼,支吾诡辩的办法证明多种事物,这种办法实际上很早就受到驳斥了。他们应当追求真理,用我们政府的实际事务教导他们的学生,并训练他们成为这方面的专家。
  伊索克拉底的一生充满艰辛,他要替多难的祖国力挽狂澜,政治上的坎坷且不多言,仅在教育上他就既要与哲学教育抗争,又要与智者教育作战。也许正是这些刺激了他的创造力,伊索克拉底取得了令人景仰的教育成就,并对西方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传世的著作不多,它们读起来也没有柏拉图对话那样深刻、亚里士多德著作那样渊博,但他那些演说词无疑也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政治和教育思想,他的演说教育也有着非常牢固的理沦基础。传统模式的哲学史研究忽视了他,教育史研究也不重视他,而他恰恰是希腊历史上最不应忽视的一朵教育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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